“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的发展历程及辉煌成就

李国强

2019年09月10日16:56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牢固树立唯物史观,不断推进学术创新和理论创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地位得以确立,史学理论体系持续完善,史学命题不断更新。

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登上中国史学舞台,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代表,推出了一批理论创新、视野宏大、鞭辟入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作,如同惊雷,振聋发聩,非常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内在逻辑,发展出一条科学解释中国的新路径,在推动中国史学创新发展以及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史学翻开了历史新篇章,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确立了指导地位,为新中国的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引领了道路。新中国成立最初的17年,史学家们自觉承担了时代使命,忠实履行了为人民书写历史的职责,围绕中国历史分期、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形态、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一系列宏大问题展开学术研究和理论创造,形成了许多长盛不衰、颇具创见的重大史学命题。

其中,史学界“五朵金花”大讨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话语理论研讨的第一次热潮。“五朵金花”大讨论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大视野,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深层架构,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为主线,从宏观视野上深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重新定义和阐释了中国历史,为深入认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史学,遵循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强调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注重解释历史的“宏观性”,总体上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注重历史发展的宏观把握和一般规律的探索,摆脱了破碎的“考据史学”传统路径,使中国史学界的面貌为之一新;第二,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彻底扭转了以往王朝将相史学、个人英雄史学的书写模式;第三,突出了中国各区域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改变了汉民族与黄河流域文明等同于中华文明的狭隘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社会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在新形势、新阶段、新气象之下,中国史学界不断丰富研究理论,拓展研究领域、方法和手段,逐渐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成就与问题并存,唯物史观指导地位受到冲击,学风浮躁和碎片化问题也非常突出。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应坦然面对成绩,勇于正视问题,以客观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迎接新机遇,应对新挑战,踏上新征程。

二、学术平台建设成绩斐然,史学人才不断涌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术团体等平台建设上成绩斐然,为史学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多种平台,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持续有效的保障。

学术机构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下设近代史所、考古所、历史研究一、二所(后合并为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等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1977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先后设立了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等机构,其他各所也广泛分布有史学相关的科研人员和科研团队。2019年1月,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下,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原有5个研究所的基础上,增设历史理论研究所。2019年5月,中国历史研究院充分发挥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作用,组建了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制度,初步形成了与全国32家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统筹、协调、联动的合作态势。

此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社会科学院,均设有专门研究历史的机构。党校、军队、地方志、档案馆系统也广泛设立了历史研究机构。全国各高校除普遍设立历史系之外,还成立了像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今年6月,中国历史研究院也成立了5个首批非实体研究中心。

与此同时,史学领域学术社团广泛建立。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此后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历史文献学会、中外关系史学会以及唐史学会、宋史学会、明史学会等各专业学会纷纷成立,各省市自治区也建立了区域史学会,这些学术团体为团结全国史学界、推动史学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史学期刊是保障史学研究不断推进和史学繁荣的重要阵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科院创办了《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考古》《考古学报》《文物》《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重要史学期刊,此外,《史学月刊》《清史研究》《史林》《史学史研究》《史学集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各地史学专业期刊也先后创办并蓬勃发展。

史学机构、史学团体、史学期刊的蓬勃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史学交流以及成果发表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思想阵地,大大推进了我国的史学研究工作。有了学术平台的保障,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广泛史学声誉的新一代史学家迅速成长,产生了一大批立场坚定、成果丰硕、根基扎实的新中国史学带头人和思想引领者。目前,我国史学研究队伍正在不断壮大,更多史学精英和青年新锐正在成长。

三、重大史学工程引领史学繁荣,精品力作推陈出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推出了二十四史点校项目、《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中华大典·历史典》编纂工程、《儒藏》工程、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一系列大型史学系统工程,凝聚了老中青三代众多专家共同参与,涉及区域广泛,成果影响巨大,学科交叉融合频繁,理论方法多元多样,形成了学术论著、资料整理、图录编绘等各种类型的系统成果,促使史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延伸出诸多新领域和新命题,筑牢了我国史学各领域创新发展的根基。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各类学术项目在史学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1986年,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991年6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制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采取设置课题指南投标等多种方式资助史学课题研究。此后逐步发展,形成了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开发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冷门绝学项目等种类齐全、符合不同层次需求的项目类型,学科覆盖面广泛,基金总量日益扩大,管理制度日臻完善,影响力不断提升,推出了一大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一大批功底扎实、锐意进取的学科带头人,充分发挥了导向性和示范性作用。此外,教育部、国家民委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等部门均设立了与史学相关的各类学术项目,为推动史学的整体繁荣发展保驾护航。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专门史通史编纂工作既是史学领域蓬勃发展的特征之一,也对史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郭沫若《中国史稿》、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白寿彝《中国通史》、吴于廑和齐世荣《世界史》、马克垚《世界文明史》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多卷本、大部头的通史著作。

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国别史、区域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史学各传统学科日益推陈出新,学术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日益广泛,研究成果日益向纵深化、精细化推进,形成了系统的学术脉络、稳固扎实的学术基础,以及深厚的学术积淀。

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文献和编纂、域外史学名著翻译等工作也有序推进,蓬勃发展,产生了诸多系列工程,大大推动了史学发展。

四、学科设置日趋合理,人才培养激发活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历史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主要承担史学人才培养的全国各高校逐步建立了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学位授予制度。1977年我国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促使历史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重新走上正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依据。2011年以前,历史学的学科目录保持历史学一级学科,下设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8个二级学科。随着史学研究深化和时代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11年重新调整了历史学的学科设置,历史学由一级学科改为大门类,下设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之下自主增设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这一调整不仅更加灵活,而且重新整合了历史学学科资源,世界史和考古学及博物馆学获得了与中国史同等的地位,这适应了史学整体发展与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需要,使得史学人才结构和研究领域更趋于均衡化发展。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1994年原国家教委批准设立了21个“国家历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俗称“历史学基地班”,并相应建立了以研究型学习为主的本科—硕士—博士分流制度,在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推荐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政策,这一政策为国家建立了史学人才储备库,培养优秀史学后备队伍,振兴史学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历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国际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11”工程大学建设计划、“985”工程大学建设计划、“2011协同创新”计划、“提升西部高校综合实力”项目、“双一流”高校建设等相继实施,有力促进了历史学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截止2019年,我国历史学的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史53个,世界史31个,考古学22个。

中国历史研究院承担着统筹全国史学学科发展和历史教育全局的重要使命,必将为新时代历史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重要保障。

五、加强多元融通,牢记使命担当,创建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局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时代需求的激发下不断深化发展,与国际史学界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中国史学的多元交叉融合发展大大加强。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史学研究在学科、领域、方法、材料上多元广泛的交叉融合已经成为时代趋势,不断催生出新学科、新领域、新命题和新的学术增长点。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新材料的不断整理推出到研究资料的数据集成化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绩斐然的考古发掘工作促进了实物材料、金石文献尤其是简帛文献的大量运用,促成了简帛研究热潮。此外,大量明清近代档案资料、契约账册等地方民间文献、多语种民族文献得到广泛挖掘、收集、整理和研究。进入21世纪大数据时代以来,相当数量的古籍文献资料实现了数据集成化、信息化处理,多种历史资料数据库建设、专题研究数据库建设茁壮成长。历史学者得以稳坐书斋而纵览天下图籍,中国史学进入“e考证”“e研究”时代。

第二,催生出许多新学科和新领域。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简帛资料研究形成简帛学,敦煌文献整理催生敦煌学,几乎每一类型的新材料发掘都会使史学产生革命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科在研究领域上更广泛,在问题切入上更深入,出现了乡村史、日常生活史、环境史、妇女史、性别史、疾病史、医疗卫生史、知识史、书籍史、心态史、概念史、口述史、记忆史、职业群体史、艺术考古、环境考古等新学科和新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第三,新方法、新手段的多元应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史学研究与考古出土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已有较多的结合。进入新世纪,遥感技术、DNA技术、加速器质谱仪测年技术、同位素技术、GIS技术、三维成像技术等手段得到运用,效果甚好,解决了不少历史研究问题,传统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展现出喷薄欲出的趋向。

第四,新时代中国史学更注重与国际史学界的合作交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机构、团队和诸多学者,与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展开广泛合作交流,共同完成学术项目,共同承办大型学术会议,共同撰写学术论著,学术交流、学术合作、学术互动日益广泛。2015年8月,在山东成功举办了第22届国际史学大会;中国考古发掘工作已延伸到海外各地;大量国内史学著作被译介到国外。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走出国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在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史学成就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史学研究在精细化、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下,也衍生出碎片化、浅表化、浮躁化、空洞化甚至历史虚无主义的弊病。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学习不足,盲目崇尚西方话语体系,脱离现实,躲在象牙塔里研究历史,崇尚为学术而学术的虚无立场,这些不好的倾向,不仅造成史学工作者与时代需求严重脱节,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形成冲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受到严重削弱。

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精神,始终不渝、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旗帜和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积极推动历史学融合发展,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杜绝历史碎片化倾向,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努力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

(责编:张莉)